5.达州巴人族属及源流研究（研究报告）
市社科规划项目 2020.11
薛宗保、陈怀松、丁德光（市委党校）
奥亚锋（四川文理学院）、汪妍（市委党校）
作品展示：
达州巴人族属及源流研究
薛宗保 陈怀松 丁德光 奥亚锋 汪 妍
摘 要：巴地广大，多民族。巴因与夏同源而壮大，早期活动于汉水上游。盘庚迁殷后巴成为商西陲边际威胁，商王数次征伐巴方、虎方，扼止了巴人东进。周兴，巴地族群助周伐纣，封巴为“宗姬”子国。周昭王时虎方联盟周南夷、东夷26小邦“陷周土”，昭王亲征殁于汉水；虎方受挫南迁盐水，被奉为廪君，后裔演化为土家族。晋文公灭“巴子”，彭、卢部族越大巴山融合当地氏族而称“板楯蛮”，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其后裔秦人称“賨人”。春秋、战国时留居汉水中游的部分巴子族众，影响日渐衰微，后退居渝东而称“枳”,公元前278年为楚所灭。
关键词：巴地;巴人;巴方;源流;达州
“巴文化”这个平常的词语，要阐明它涵义还真不是易事。首先要明了巴地、巴地民族，巴人的概念。巴人曾经长期生存生活过的土地可泛称巴地。在巴地长期生存生活的族群可泛称巴人。巴人由不同的族群组成，包括民族碰撞融合并长期聚居巴地的族群。因此，理解性的认为：以巴地民族为主体创造并融合周边文化因素形成的区域文化形态即“巴文化”，且有鲜明的时代性。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新发现，陕西南、四川东、湖北西、湖南西北、黔北五省相邻地区，都曾分布
有巴人聚居。巴人不是自称，是中原民族对他们的称呼。
一、巴蜀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成果
近百年来，前辈学者从多学科、多方面研究华夏历史，揭示了五千年文明的基本面貌，也基本厘清了巴蜀文明的脉络。简录如下：
林向：“巴蜀文化中的巴文化，至今没有发现高级别的中心遗存和文化辐射中心。夏商周时期四川盆地及邻近地区是以‘蜀’为核心的‘古蜀文明’，东周时江汉平原的巴人进入四川东部，与原是蜀地的一些土著民族结合形成‘巴文化’。与蜀文化一起，共同形成巴蜀文化区。‘早期巴文化’应是在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1]
王宏：“廪君巴人新石器时代末至夏早商活动在鄂西南。商末西周春秋时期活动于汉水上中游。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鄂西”。[2]
蔡靖泉：“巴人起源于汉江上游，流徙往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乃将文明传播到广大的西南地区。以致西南三地在商代西周时形成了基本面貌一致而根本属性相同的‘巴蜀文化’。至春秋战国时代，分居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巴人因‘居峡而峡’、‘居蜀而蜀’的长期发展，乃分别创造出看似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巴国文化和蜀国文化”。[3](p60)“城固宝山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以商代为主的文化遗存。发掘资料指出：城、洋青铜器群的的主要存续年代与宝山商时期遗存基本同步。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以及年代上的一致性，说明二者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化。宝山龙山时期遗存中，烧烤坑、陶器质地、纹饰表明：其地居民至迟新石器晚期就居住在这里，且长期保留了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只是在陶器形制上随时代有所变化”。[3](p61-62)
蔡靖泉引俞伟超文：“夏商周时的三峡一带，原有的新石器文化的传统基本中断，新形成了巴文化。也即是说三峡地区早巴文化遗存，并非新石器时代原居民的后裔所创造，而可能是流徙而来的巴人在原土著居民的生活地点的创造”。“三峡地区夏商周文化遗存与汉江上游商周文化遗存在文化性质上的类同和文化面貌上的相似”。“就目前的考古材料看，鄂西巴文化要早于汉水上游的巴文化”。[3](p63)
“三峡地区的早期巴文化总体面貌同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相似，属商代西周时代的同一文化系统。其相似性和类同性主要由陶器的形制、组合、纹饰及石器所体现出来。与汉江上游早期巴文化及其发展的
国文化的相似性和类同性，不仅由陶器、石器所体现。三星堆与城、洋出土的青铜礼器，明显带有商文化的风格特征。三星堆、十二桥遗址及成都平原周代墓岀土的剑、戈、矛等青铜兵器，与城固、洋县和国墓地出土的兵器属同一文化类型。城、洋青铜器群与川西一带出土的青铜器联系较之周边地区最为密切”。[3](p64)
之所以有对早期巴文化历史节点的不同结论，是对出土文物与文化遗存及与华夏文化遗存关系界定的差异。诠释者所据文献大体相同，而释义不同是歧义纷出的重要原因。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记载的指引和诠释，历史文献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论证和充实。二者结合，相互印证，且在年代时间节点上应有相对接近的表述。
故引《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给出的《三代纪年表》为对照：
(公元前)
夏-商2070-1600
商1600-1300(前期·盘庚迁殷)-1046(后期)
周(西周)1046-841(东周)-770(春秋)-477
战国476-256(东周灭)-221(七国灭)
二、文献中关于巴人的信息解析
《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路史·后纪》改为：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乘厘生后照，后照生顾(务)相，降处于巴，是为巴人。
(太昊)东部族群，伏羲西部族群。太皞与太昊有别，混淆是释读者误。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昊之墟也”。“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挚之玄也，凤鸟适至，故纪之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西汉时，《世本》：称太皞伏羲氏，首将太皞与伏羲合而为一。《帝王世纪》则云：“生于雷泽(山东荷泽)，长于成纪”。即今甘肃成县的仇夷山。(荣氏注)仇夷山，四绝孤立，太皞之治，伏羲生处。《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路史·后纪》引《遁甲开山图》：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而早出的《山海经》明确表述：“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当不是指东夷“太昊”。《大荒南经》：“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为巫臷民”。巫臷国在彭水县郁山镇，有伏牛山盐泉。《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巫咸国在巫溪县宁厂镇，有宝源山盐泉。《辞海》：“葆，珍贵。通宝”。巫溪县宝源山，即因盐宝贵而名。《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巫山即靈山，《说文》：“靈，巫也。古本一字”。有巫山也就有巫水、巫溪。表明巴人之先“咸鸟”，虞舜时已在巫巴山地及峡江地区聚居，“据盐而族兴”。
（一）巴因与夏同源而兴
杨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石钮。《帝王世纪》：禹，名文命，字密。身长九尺二寸，本西夷人也。《国语·周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嵩)山”。“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对夏禹的古史传说，质疑颇多。参考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仪仗“铜龙柱形器”上矗立的是“羊首龙”。二号坑“神木社树”，“青铜神树”上有从天而降的龙也长着羊头。“羊首龙”喻示着“蜀夏同源”。古蜀文明崇拜的“羊首龙佐证了”蜀与“禹兴于西羌”的渊源关系。《说文解字》：羌，西戎，羊种也。亦是佐证。
夏禹徙于中原嵩山地区而成为部落盟长。《国语》、《吕氏春秋》多有黄帝战蚩尤，唐尧服南蛮，舜却苗民，禹征“三苗”记述。
禹为什么要数征“三苗”，“攻云雨(古巫山)”？关乎夏之南疆安危！《大荒西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丹阳。丹山之南即“丹阳”，不仅仅孟涂司神于此。《荆州记》：丹水县在丹川，尧时，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邓州内方距西南百三十里。郭璞注《山海经》：今丹阳复有丹朱冢也。《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二十九年帝命子义均封于商(陕西商县)。尧、舜、禹均委重臣驻守，足见丹淅乃边防“重地”（此丹阳，不是近秭归的丹阳，而是近丹江口之丹山之阳）。
多数学者认同“巴”源出陇右，属藏缅语系族群，沿东、西汉水东南迁。后启之母涂山氏系三涂氏之女，孟涂与涂山氏是母系至亲。故后启委派孟涂(三涂氏裔)司神于巴。表明了夏与巴的亲源关系。也正因为巴夏同源,“巴”才在汉水中上游引起中原族群关注。《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国语·鲁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常璩增加“巴蜀往焉”)。
商继夏兴，夏臣“耕”在桀亡之后避入巫山，亦是巴夏亲源关系的佐证。《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桀于章山，克之，斩耕于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若非族亲，焉能容之。文献典藉虽只言片语，参阅考古发掘的资料，巴人祖先源岀西部氐羌系似乎已经明朗。
（二）巴方、虎方商之西部隐患
商汤亡桀，夏之遗臣或降或徙，部分遁入西部汉水中游巴地栖息，伺机再兴。盘庚迁殷之后，“巴”成为商的西部威胁。《殷契粹编·1230》，《甲骨文合集·6667》，《殷墟文字乙编》2948，2950，5280，《殷墟文字丙编·313》有伐巴方、虎方的卜记。“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瞂伐巴方，受有又”。“贞令望乘斜罘舆伐虎方”等。商王武丁对巴方、虎方的连年征伐，似乎并没有重挫巴人，也未迫使巴地氏族西越巴山或南徙盐水。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反而佐证了“巴方”、“虎方”实力深厚。
（三）巴与周的关系演变
按：《牧誓》中没有提“巴”。盟誓仪式上武王高呼的是：“嗟！我友邦冢君”。看重的是助周伐纣的友邦大族。而《牧誓》所列：“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是汉水流域的氏族酋邦。注者云：“近周西都，素所服伇，乃受约束以战者”。表明武王并未视“巴”如友邦，而是类似周土“后院”的藩篱。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释：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参加牧野之战没有列“巴”，或许是巴地族群众多。但“巴”实有受封。《左传·昭公九年》-533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濮、楚、邓周之南土。《正义》释：巴、楚、邓中夏之国，惟濮远夷耳。“中夏之国”并不专指姬姓，含赐封之国。
按：常璩说“以其宗姬于巴（仅此一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即不管你国土多大，边远之国周王朝只封爵号“子”，享“方五十里”的待遇。周封宗室成员立国，皆有姓氏来源。而巴无！若是赐姬姓给巴地的酋首无证，且仅此。故疑“以其宗姬于巴”，是“周王朝委其宗室羁縻汉水中上游参战的巴地氏族部落群”，类似夏后启之“孟涂司神于巴”。
“爵之以子”有多实惠？据《礼记》：“子、男五十里”。“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
显然，边远受封之“子”国主要是作为“藩篱屏障”，还要贡献方物。《逸周书·王会》：成王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阳，四方贡献方物。“氐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濮人以丹砂，夷人以焦木”。史料显示：周武-成-昭-穆四代封二十一个“汉阳诸姬”（周之南方）没有“巴子”。“宗姬之巴”仅类似赐封的食邑。《楚世家》：周定王十七年-590，楚共王立，纳巴姬。若以此作为姬姓“巴”之佐证，信证度不够。时周封“宗姬巴子”-632年已灭。故宜当作“巴地酋首”之女性成员解。如西周时“伯”之妻“井姬”及汉时“虞姬”、“文姬”例。
周初“封邦建国”是亲疏有别的。如：丹淅间的曾侯(随，南宫适之子曾谏)国，承担着保障楚地金、锡铸造和输运王畿的重任，地位、权势远在“子国”之上。
厚此薄彼，难免生变。《宗周钟》铭文：“南国服孳，敢陷虐我土。王敦伐甚至，朴伐厥都。（虎方）服孳乃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有六邦”。周昭王时，服孳率廿有六邦国反周。周昭王数次征伐南土终至身亡。《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鼎》铭文：“佳(昭)王令南（南宫适后裔）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国”。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M114出土铜甗铭文：“周昭王十八年，王命南宫伐虎方”。《史记集解》：“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眧王”。《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迳左桑，昔周昭王之南征，船人缪舟以进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殁，死于是水。由出土文物及文献显示：周昭王时，周之南部藩篱邦国因叛乱而受到持续打击。
可能崇拜白虎图腾的虎方已伤元气；而楚渐强，反令昭王受挫而殁。值得注意的是，金文显示的是“服兹”、“虎方”，而不是周初封的姬姓“巴子”。反证“巴子”或许仅是周室羁縻巴地多氏族、民族的偶像，“逆昭王”的是巴地强悍的氏族、部族。
（四）汉水流域巴人的流徙
考古专家林向指出：三峽考古没有发现夏商西周时的巴文化。历史文献记载的“早巴文化”在汉水流域、江汉平原、三峡地区。巴人西进从东周起。
巴地有多少氏族，民族或古邦国？只能说较多。据《巴志》：其属(春秋-秦汉)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牧誓》中汉水中上游之八酋。“廪君”(清江流域)五姓，“板楯蛮”七姓。或许还有，仅择其要而言。
周昭王的数次征伐，“巴方、虎方”受到重挫。“巴子”之属失去了东进中原的能力。东周时，已不能望“十二诸侯项背”，“城濮之战”期间为晋文公所灭（重挫）。遁避是被迫无奈。而氏族、族群的迁徙，是漫长的，不会一蹴而就。或走或留，或附它族而行是可选择的。“巴子”部分族属如：“彭”、“卢”可能西越巴山，服孳(崇虎氏族)南徙盐水。
1.“彭”越巴山融合土著而称“板楯蛮”
《宝鸡国墓地》发掘报告：发掘清理了周武王-昭王-穆王时期四代国的墓葬群。出土的青铜礼器体现“典型的中原西周青铜文化”。尖底罐、平底罐、浅盘、曲形斗柄器组合体现出“西周中原风格与地方风格的糅合”。青铜兵器中多是巴式剑、戈、矛、钺和木制盾。“都是由汉水上游商代巴文化直接发展演变而来”。从出土的凫头旄和刻铭“伯”的铜器，鱼形、蚕形、鸟形玉饰、铜饰看，体现了钟爱尊尚鱼、凫、蚕的文化特征。据此推断“蚕从、柏濩、鱼凫是早期巴人中分而为三，合而一体的氐族—蜀人”。值得注意的是国墓地中有25座墓中发现木质楯或楯饰件和巴式青铜剑，这是其它巴蜀考古发掘中仅见的。
《国语·吴语》：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渠,楯也。刘熙《释名·兵器》卷七云：盾，遯也。跪其后辟(避)以隐。大而平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板谓之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巴人用虎皮蒙在盾上以懾敌称“虎皮衣楯”，亦即虎楯。因虎皮斑纹而讹音斑，斑、板音近而呼板楯。
彭人原居汉水中游竹溪、竹山以上的安康地区。晋文公灭巴子，其重要的族属彭、卢遁避深山是必然的选择。由镇坪县钟宝镇至巫溪县宁厂镇的古盐道仅百公里。由紫阳县溯汉水支流任河(古彭溪)而上，经万源县大竹镇、两河口、鸡鸣、咸宜与开县温泉镇接壤。翻越宣汉县交界的古“鬲山”，由鸡鸣、渡口沿前河下三墩、樊哙、土黄到宣汉、达州。由万源县大竹镇翻花萼山经曹家、白沙越翀天观、过石塘、铁矿、宣汉县新华沿中河下黄金、厂溪、普光经双河、大城到达州。还可由大竹镇爬大横山，经蒿坝、梨树、官渡、太平(万源)、沿后河经宣汉县胡家、双河到达州。也可由西乡县越巴山，经镇巴进入万源县境竹峪走通江县洪口、澌波、龙凤接万源县的魏家、太平坎、秦河、鹰背下平昌县马鞍、岩口到马渡关至达州，此路即是唐代“荔枝道”。彭人南迁，路路可通，仅仅是翻越大巴山，就避开了中原诸侯势力的威胁。
彭人原居地多有带“彭”字的溪水地名，按“名从主人”惯例，开县、云阳、阆中等多处出现“彭”字水名亦可佐证与彭的渊源。彭人擅喜用楯，楯亦称渠。渠江，《地理志》称“潜水”。《江水》：“宕渠水即潜水、渝水矣”。宕渠，渠江当是彭人迁居后而更名。因此，彭人徙往大巴山南麓融合土著而成为氏族、族群之长，被它称为“板楯蛮”的酋邦联盟“阆中巴王”。而不是经大溪驻足云阳故陵，之后到涪陵组建“枳巴”的廪君后裔。在潜水流域定居的板楯七姓则是酋邦的各姓渠帅。之后，被泛称为“賨人”是有迹可寻的。
林向指出：(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是川东北同期常见出土物。与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忠县哨棚嘴一期，奉节老关庙下层，陕南李家村文化关系密切。属一般性村落遗存。已发堀38座墓葬，可能是中下层平民或武士墓地。M33号墓出土的青铜兵器、礼器，“采桑·宴乐·水陆攻战图”青铜盖豆是中原风格。当是侯王级贵族与平民共葬的族墓地，[32座墓主遗骨多兵器伤，箭镞、钺砍伤髋骨、剑插身体、尸骨不全、骨骼异位。M2墓主背心嵌有6枚箭镞。M5头、股、体右侧分别插着箭镞，身首分离。死者多男性，青壮。]可能与秦灭巴的战争有关。其战国墓葬群与新石器晚期地层间，缺夏商至两周时期地层，故不能定为巴人中心聚落。[1](p13-14)
按《巴志》：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被秦人抓走的是居阆中的“巴王”，而战死后埋于宣汉罗家坝墓葬群的“侯王级贵族”，若不是“望名构史”，则应是之后称“賨人”七姓中的罗姓渠帅。应邵《风俗通义》賨人：卢、濮、昝、鄂、度、夕、龚七姓。而《隋书·地理志》则是：罗、朴、昝、鄂、度、夕、龚。因此，推测“卢”为“罗”讹或通假，“度”与“杜”通假。除“鄂”、“夕”姓少见，其它为常见。出现有别的文字，或许是纂书者见解差异。
秦灭巴蜀，抑制的是王族。对臣服的氏族渠帅采用的是羁縻手段。如“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汉承秦制，巴地氏族、部族仍是羁縻对象，具有相对独立的酋邦特征。刘邦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复除目所发賨人七姓不供租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牵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云阳县南双河夹沟坝出土的羊纽方寸金印汉篆阴文：“汉归义賨邑侯”。
而梁山军、忠州界有汉刻石“白虎夷王及虎民”字样。蜀郡繁县“白虎夷王资伟”，“白虎夷王谢节”，古丈县白鹤湾,又名白虎湾，发掘战国土坑墓64座，出土“白虎”印两方、虎斑纹剑一柄。显然不是“彭人”后裔，而是崇白虎的廪君后裔。葛州坝（西汉前期墓）M14出土铜印“瞫偻”、铜戟有刻字“枳”，亦证实是廪君五姓之一的巴人。
賨人不是族名，“賨是先秦时土人称赋税的语音，而秦人称交赋税的土人为“賨人”。
刘琳、潘光旦、刘志成等认为：“賨”字是据巴人语音而造。巴人不懂赋为何物，见秦人索要钱布装进口袋拿走，则呼之为cong音。秦人初不懂，久而知其音称赋，遂造“賨”字。使用面不广，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中不见。杨雄用在《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才渐流传。
谯周《巴记》：夷人岁入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晋中兴书》：巴人称赋为賨。《说文》：賨，南蛮赋也。《晋书·李特传》：巴人呼赋为賨。《蜀录》：巴人呼赋为賨。是“賨”字广泛使用的明证。
明洪武九年，永顺(湖南)宣慰使彭天保遣其弟义保向朝廷贡马及方物受赏。其后裔彭世麒弘治五年建祠“世宗堂”刻铭：天保献賨，稽首天庭，帝心嘉之，授以原职，施加宣慰，用柔远域。清乾隆《永顺府志·物产》：“汉时，令蛮输賨布…”。文献资料表明：“賨”字使用局限于巴、蜀人活动范围。
2.虎方-服孳南徙盐水后裔演化为土家族
高应勤：“西陵峡一带夏商时期的遗存，路家河，中堡岛等的文化遗存和出土的陶器物群体都有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近的特征。还具有浓厚的土著文化因素”。“然而，西陵峡地区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与四川三星堆、重庆地区发现的同期文化遗存的关系则更为密切。甚至与陕西南部汉江上游的白马石类型的陶质器型、纹饰也相同或相近。”[4](p33)
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史实，表明三峡地区存在族群迁徙。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文中有“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从夷水至盐阳”。按文所述，巴氏子“务相”是在长阳武落钟离山被奉立为“廪君”。《太平寰宇记》卷168：“廪君种不知何代”。
因此，廪君之先源出何地需要厘清。《水经注·夷水》卷37：(务相)“乃乘土舟，下至盐水”。“乘土舟下及夷城”。清江，古称盐水。源出利川经恩施、巴东、长阳、宜都注入长江。后周时在今恩施置盐水县。由长阳出发至盐阳是逆水而上偏西南行，与文献所记不符。
查《水经注·夷水》：蛮河在鄂西北，由谷城经保康、南漳、远安到宜都，为汉水支流。东晋以前称夷水，桓温时避讳改名蛮河。古夷水西邻巫山，为百濮系濮族、蜑族聚居地。巫是山名，蜑族居古巫山地区而称巫蜑。廪君先世从夷水迁至盐水(清江)，“名从主人”，盐水才更名夷水。虞夏时的巫咸国，即今巫溪县宁厂镇。由宁厂镇-沿大宁河北上-翻大巴山主峰鸡心岭-过瓦子坪-猫子庙-达镇坪之钟宝镇(陕西最南端)约一百公里。北上到兴安(安康)计三百公里。是最古老的盐驿。虎方受周昭王征伐，族人受挫，极有可能由蛮河经兴山，行钟宝镇古盐道至巫溪、巫山经大溪水到清江；若由保康下远安、当阳，经楚地渡长江入宜都溯清江而上，其间有濮、庸、楚之阻，迁行艰难。
川渝东部、鄂西本是百濮系统民族聚居地。虎方-服孳族迁徙不过是异地而居。
春秋之前天子、诸侯、方国间的战争，征伐是手段，不嗜杀戮，以降伏、屈从为目的。自周昭王伐虎方，至晋文公灭巴，汉水中上游的巴人部分徙往它乡。春秋战国时期汉水流域巴人势力活动，史载仅数例：
周桓王十七年-703，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而发生的楚、巴、邓、鄾之战。
《左传·庄公十八年》-676，楚武王克权。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十九年春，巴人大败于津。
晋文公-632灭巴子。秦穆公十八年-632，会晋师于城濮，巴人致贡于秦。《路史·后记》：巴姬国，晋文灭。《四川通志》引《吕氏春秋》：晋文公西伐巴蜀，晋所灭乃姬姓，秦掳乃风姓（-316年灭巴）。
《左传·文公十六年》-611，楚大饥，秦、巴从楚师灭庸。
《楚世家》：周定王十七年-590，楚共王立，纳巴姬。
《左传·哀公十八年》-477，巴人伐楚，围鄾，败。
约-360巴蔓子请楚师自刎。
-278楚倾襄王灭枳巴
综观巴人历史，没有发现象征国家的都城、宗庙及典章文献，只有“巴子”、“巴人”、巴王”，“巴夷王”之类的氏族联盟称谓。这与巴地多民族及居地环境很有关联。
《巴志》：“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白虎复夷是廪君的后裔，常璩此说将巴方与虎方混淆而流播。《后汉书》删去了此说。理由：廪君崇虎，人祠。板楯蛮专以射杀白虎为事。且板楯蛮与廪君分别立传。卢求《成都記·序》：昭襄王时又曰白虎为患，意廪君之魂也。故范氏删去有理有据。
再一点，土家族的“摆手舞”与板楯蛮“巴渝舞”持盾矛，刚健，勇武、雄壮的军威气势不可比，也是族属有异的明证。
《巴志》：阆中有渝水，賨民长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巴渝舞是源于巴方-彭人-板楯蛮-賨人的战舞，而不是其它族群！城固苏村遗址出土的殷周时期窖藏青铜器中有23件呈凶煞状态的人面纹铜脸壳及虎钮铜錞于：可以还原彭人头戴青铜面具（后世演化为傩面），持戈、弩、剑，执虎皮衣楯在前，呼吼震敌，循数十面木鼓、錞于、鉦之声而进退。正如常璩描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吕氏春秋·仲夏纪·占乐》：“武王即位，以六师代殷，六师未至，以锐兵走于牧野。归……乃命周公作“大武”。[此“锐兵”可是巴师！“大武”可是以巴人板楯武舞为蓝本！]。
《汉书》卷二十二1073：“巴俞鼓员三十六”。
《盐铁论·刺权》中记：“贵人之家，中山索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汉代的巴渝舞已演译成为豪门贵族居家观赏的舞曲”。
《隋书·音乐志》：“执仗而舞”。即“武舞”、“战舞”。类同周初“大武舞”。
《通典》卷145：巴渝舞曲有“矛渝、安台、孥渝、行辞。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表演者要披盔甲，持弩箭，口唱古老战歌”。卷147：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舞。《辞海》：“巴渝舞，魏时名昭武舞，晋名宣武舞，南北朝复名巴渝舞”。与土家族摆手舞：表现祭祀、渔猎、劳作、迁徙异同显见。
《舆地纪胜》卷174：涪州·风俗。其俗有夏、巴、蛮、夷。注引《夔府图经》：夏则中夏之人，巴则廪君之后，蛮则槃瓠之种，夷则白虎之夷。巴夏居城廓，蛮夷居山谷。这则注引显然存疑：廪君之巴与白虎之夷区别何在？显是受常璩说而讹引。
迁居清江流域的廪君后裔受楚所迫避入武陵山区、湘黔边际及渝东南，之后与土著居民融合演化为土家族。其脉络大致如：虎方_缶_服孳-廪君-毕兹-毕兹卡-土家族。因此，“廪君之先”当是汉水中上游崇拜白虎图腾的“虎方”族人。翻越巴山的彭人是崇拜龙蛇图腾的巴方族人[之前曾撰《古代巴地的地域及民族考辨》，将巴方与虎方的氏族混淆，在此予以更正]。
广而言之，认为嘉陵江以东，(重庆-奉节段)长江以北巴人是廪君后裔的观点有疏于考订之嫌。
3.奴、共、苴族及荆人鳖灵的迁徙
《巴志》所列民族中有：苴、奴、共。《古代的巴蜀》：认为是川渝东部三峡地区的氏族。
共族的情况不清楚，或许“共”与“龚”通假。
奴族，通卢。《续汉书·郡国志》：南郡中有卢，侯国。《襄阳耆旧传》：古卢戎也。《元和郡县志》：义清县，汉中庐县地。西魏于此置义清县，今襄阳县西。《括地志》：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庐国。《巴志》：宕渠郡：“卢城”。当是随“彭人”南迁的卢人。
苴族，“苴”，唐.司马贞注《张仪列传》：“苴”音“巴”。《楚辞》中“苴”音“cha”，《中华大字典》：苴，有17个音义，其中有cha音。本文取cha音。
《巴志》：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地方志记苴国在今广元市，谬也。事实是：秦惠文王更元年间(前324-316)，蜀王杜芦与秦惠文王会猎褒斜谷，秦以“便金石牛”之谋，诱蜀疏通古道。引出蜀王杜芦封王弟葭萌去“汉中”督促疏通“金牛道”故事，而不是封“候国”。“苴侯”与阆中巴王友善，杜芦怒而伐苴侯，不是伐“苴国”。苴侯奔巴，求救于秦。于是引来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灭巴蜀。
春秋时“鳖灵”率苴族人众溯江而上至郫；以善治水而功显，杜宇族蜀王“禅让”王位给鳖灵。开明氏蜀国逐渐强大，二世卢帝时，“攻秦至雍”。捎带灭了“褒国”，西汉水与汉水上游为蜀所据。至十二世末代蜀王杜芦封弟为“苴侯”，故有理由推测鳖灵是“苴族”酋长。或许苴族就是活动于巫山、巫溪、奉节一带鱼凫氏分化的后裔。
三、结束语
巴地广大，多民族。主要有崇拜“鱼凫”、“龙蛇”、“白虎”族群。谁是巴族？只有巴地民族！[文献仅见“巴氏子，务相。后有巴蔓子”。]。谁是巴国的“王”？只有巴地族群的“蛮夷之长”，而无具有完全国家能力的“王”。“巴”称，源于氏族之间交流的口语。民族称呼，一般规律是从它称转为自称。如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没有文字时，氏族人之间交流是语言和肢体语言，久而成习俗。巴地族人遗存的语言多“ba”音，如盐巴、锅巴，苦、涩称“巴苦”、“巴涩”，装鱼的竹器称“巴篓”，晒物的竹编物叫“巴巴折”。地坝呼为“地巴”、“石巴”。称好为“巴适”等很多。语言转为“文字”记录，存在歧异在所难免。如秦灭巴蜀，巴人呼赋为“賨”音，秦人造“賨”字以记之。
西汉末杨雄著《方言》，用文字诠释地方语言，方便交流，乃功莫大焉。
虞舜时，巴人之先“咸鸟”聚居巫巴山地及峡江地区，尚处于文明的朦胧期。“巴人”早期活动在汉水中上游，因与夏有渊源而壮大。盘庚迁殷后，成为商西陲边际威胁，商王数次征伐“巴方、虎方”。扼止了巴人东进。周兴，巴地族群助周伐纣，封“巴子”，为周南土藩篱。封周王室宗亲与异姓厚薄有别，亲疏矛盾积而生变。周昭王时，虎方(服孳)联盟二十六邦“陷周土”。昭王数次征伐而亡于汉水。楚因此壮大。虎方受挫南徙鄂西盐水被奉为廪君，东周、春秋时受楚所迫遁入湘黔武陵山区及渝东，后与土著居民融合演化为土家族。东周时巴已无缘与十二诸候国相并论。春秋时晋文公联盟伐楚，于“城濮之战”期间灭（重挫）“巴子”，彭、卢等族属越大巴山遁避，与当地氏族融合而称“板楯蛮”。公元前316年秦灭阆中之巴，执王以归。羁縻氏族首领封“夷王”以安郡治。“板楯蛮”族人呼赋为“賨”，秦人以文字记之，积习成俗而泛称“賨人”。春秋、战国时汉水中游虽仍有屈服于秦、楚的巴人族群活动，影响却日渐衰微，后退居渝东而称“枳”，公元前278年为楚所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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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宏.巴、蜀文化源流粗疏[J].江汉考古,1997(3):63-74.
[3] 蔡靖泉.巴人的流徙与文明的传播[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4(4):60-68.
[4] 高应勤.巴国及廪君探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2-34.
课题组组长：
薛宗保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科研部主任、副教授
课题组成员：
陈怀松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主任、副教授
丁德光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主任、副教授
奥亚锋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副主任、讲师
汪 妍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 讲师
